冬至的写字板

      纸本，行草书。纵123.4cm、横59cm。上海博物馆藏。

      “一篙春水半溪烟，抱月怀中枕斗眠。说与傍人浑不识，英雄回首即神仙。 天池。” 钤“漱僊”、“天池之印”。

      徐氏暮岁书风实为其“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晚境自况。

      豌豆是一种伤心的植物。

      从它一出生，就是一副伤心的模样。它的颜色是一种伤心的绿，在瑶村只此一种。它的茎太小太嫩太柔弱，它的叶如瓣瓣破裂的心。还有它一根根游丝般的触须，就像一声声叹息。看着都让人伤心。

      及长，它匍匐的模样也是惹人心疼的那种。在黄黄的土地上，就这么静静一躺，很无辜的样子。它昂扬的头颅挣扎着像要远行，无奈身子太弱，是不行的。这看起来，每一株豌豆都像一个地上受虐的女奴。看着还是让人伤心。

      如果一坡豌豆都是这副模样，想想看，这会是什么情景？

      瑶村的芒荆山，山顶葬着瑶村多年来夭折的孩子。山腰则种着大片大片豌豆。瑶村人似乎就想把那种伤心的绿利用起来，让路过芒荆山的外乡人没来由就想流泪。让在芒荆山耕作的本村人总怀着一颗悼念的心。我现在怀疑童年时我也许得了某种癔症，只要父亲一打骂我，我出门就会朝芒荆山里跑，绿成一片一片的豌豆会助长我的伤心，我坐在豌豆地里，一个人流泪、抽噎、癔想。我甚至把自己想成是芒荆山上的一座小坟，让母亲坐在那里嚎天嚎地地哭。我也把自己幻想成一株豌豆，长着一副伤心的模样，披着一身伤心的绿。我想瑶村任何一颗粗砺麻木的心在豌豆面前都会变得汤汤水水起来。铁石心肠的父亲也一样不会例外。

      然后就是雪天。大雪把一坡豌豆压在身下，一坡大雪就被映衬得绿莹莹的，一坡大雪也看似伤心起来，似乎在无端地哭。出太阳了。太阳一出，野地里的雪就融化了，惟独压着豌豆的雪迟迟不化。似乎压着的不是豌豆，而是一点点幽魂，冷得让太阳也化不开。

      瑶村冬天的植物都长得粗粗俗俗的，株株都似瑶村的傻大姐，雪来之前是什么样子，雪来之后还是什么样子。惟独豌豆长得如红楼里的林妹妹，一场雪后必有一场痛，一场病。

      春天，瑶村的山山水水绿起来了，绿到深处，种种植物都似有一丝伤心渗入其中。这时豌豆却似伤心够了，它显得从容而平静，为瑶村的春葬准备悼品，先是几朵小小白花怯怯的开了，接着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白花开满山坡。那时候，芒荆山的鹧鸪往往啼得最为孤绝，长一声，短一声，声声让人魂断。再后来就有几场风来，几场雨过，瑶村所有的残红都随着雨打风吹去。惟有豌豆，顶一身白花，成了瑶村春天最后的送行者。

      阳光烈起来了，初夏来临。瑶村的禾苗开始绿得深沉，绿得大气，绿得平和，绿得跟太阳一样欣欣向荣。面对旺盛蓬勃的禾苗，瑶村人心中藏了整个冬天的那缕栖惶没有了，捉襟见肘的日子突然舒展开来。豌豆那身伤心的绿这时猛地变得枯黄。

      把豌豆的尸骨乱草一样刈回家，从中找出片片饱满的豆荚，剥开豆荚，那一粒粒饱满、坚硬、橙黄的豌豆就爆出来了……

      瑶村的豌豆真是一个迷啊，仿佛聚集一生的虚柔、懦弱，就是为了凝聚一粒坚硬的结果？一粒如关汉卿所描写的那样铜筑的核心？它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人物有界，有时我真想变成另一株植物，去问问它。顺便也看它有什么要问我的？

     —–多读读这样的文字，有益身心健康！

      第一次买到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已经是二〇〇六年七月的第二印了，首印是此前三个月出版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书，却讲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坚韧的人格追求。读过一遍。不久，再读一遍。时隔三年，最近迁进新居书都不在手边，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从网上买了一本，发现这已经是二〇〇九年一月的第四次印刷本。捧读再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和他的文友们深深地打动。隔着历史的长河，还是无比鲜明地看到他们悲绝而又困顿的羞耻心。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一个人的羞耻心如此强烈地打动过。

      十七世纪中叶，中国极富戏剧性地经历了明清之间的改朝换代。史学家们把那叫做明清鼎革。就在这个历史现实鼎革的当口上，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也同时在宣纸上完成了一次审美鼎革，完成了从帖学传统向碑学传统的深刻转向。白谦慎先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艺术品味在十八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在过去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按说，纸面上的笔走龙蛇，纯属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爱好选择，可是当这种个人选择变成为对于什么叫美的重新定位时，当这种重新定位最终改变了几百年的审美观，最终成为人们谈论美、成为讲究品位的标准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明朝、清朝的朝代之争，所谓改朝换代的山崩地裂，都因为时间变得无足轻重，可人们对美的选择和品位却显得深沉而又悠长。难能可贵的是，白谦慎先生自己就是书法家，当他精细入微、丝丝入扣地为我们讲述精妙绝伦的笔墨之美的同时，却也为我们更清楚地讲述了，这美是如何在历史的困境中步步为营地煎熬出来的，却也让我们感慨万千地看到了，从精神伤口中流淌出来的鲜血，从凡俗生活中萌发出来的渴望，是怎样一点一滴地滋养了美的赞叹和坚持。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经过多年的征战、较量之后，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终于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际，火光冲天、禁军四散，只有贴身的太监煌煌不安跟随在侧，在位十七年，所谓天时、命运、机会、人事一切皆错的崇祯皇帝，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在煤山自缢而亡以身殉国。随即，清军以讨伐李自成乱党为名进军关内，以疾风暴雨之势占领北京，摧垮南明，横扫宇内，改换国号。转瞬之间山河变色、换了人间。可是，改朝换代之际，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皇帝尸体，对遗民们，尤其对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无疑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剧痛和煎熬——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伦理的最高道德，大变之际不能忠军殉国，活下来就是苟活，活着就是耻辱，何况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国。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证明，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巧言，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尸体对所有遗民都是一个锥心刺骨的质问，那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无法躲避的羞耻。傅山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能从这样的羞耻感中自拔。

      一六四五年六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继咸被清军俘虏，袁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老师。崇祯年间袁继咸曾经被人诬陷下狱，傅山变卖家产率领山西学子赴京请愿，使得蒙冤入狱的袁继咸无罪获释，此事曾经轰动一时。被俘后的袁继咸坚决不降，拒不仕清，领刑被杀之前曾经托人带信给傅山，生离死别之际袁继咸念兹在兹的就是生死难忘的羞耻心：“晋士门下知我者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

      一六五五年七月为“朱衣道人案”入狱一年的傅山获释出狱，出狱后的傅山在诗作中反复慨叹自己的羞愧：“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拒绝和精神反抗，出于安抚笼络汉人知识精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汉人精英一网打尽。顾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荐举后，再三致信相关官员，断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幸免。傅山无法拒绝地方官的恳请，只好坐了他们提供的驴车去往北京，但是却停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称病不起，拒绝入城。事后返乡之际，傅山向前来送行的人释然道：“此去脱然无累矣！”庆幸之情溢于言表。傅山所庆幸的不是别的，而是从此往后，自己的羞耻心不必再被别人公然践踏。和傅山同样被迫参加考试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选放归后，欣喜万分：“余今归去，宁敢言高，庶几得免‘无耻’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内心要复杂得多，孤独和悲凉是遗民们无药可医的心病。因为在自己拒绝的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出于人情和常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拦别人，也没有权力和能力阻拦别人的趋之若鹜。

      傅山曾经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亲写传，在盛赞了老先生的高风亮节之后，他无比心痛地感慨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

      这是在说崇祯十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可改朝换代之际，十九位进士里“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可见，“养廉耻者”所要面对的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多如恒河沙数。

      拒不仕清，是明遗民们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拒绝者自己也看清了这种拒绝对时局、对统治者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他们从拒绝出仕，转而为追求承担文化正统的代言人。在书法上的回到源头，让审美品味追溯古人，师法前朝，就成为他们深邃的精神寄托。傅山的挚友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精神寄托，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这个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遗民羞耻心的天堂。

      背负着这样的羞耻，他们走上了自己崎岖荒芜的碑学之路。在荒山野岭、断壁残垣之间孜孜寻访，在斑驳陆离的碑刻铭文中反复印证，在宣纸上千遍万遍地临摹书写，于是，在不可磨灭的亡国之耻，和不可剥夺的文化正统尊严的撕扯之下，在为千百年前的无名氏命名的豪迈壮举中，他们确立了自信，也确立了新的审美尺度。

      而最终，这种确立让羞耻心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为一种良知的身份标记，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君子之志。

      当年，傅山掷地有声的新书法宣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如今早已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口头禅，可很少有人知道，这简洁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宁四毋，是从什么样的精神困境中一点一滴地煎熬出来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的羞耻心再三打动，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里流连忘返，实在是觉得傅山和他的文友们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到我们这个权力和金钱双重专制的现实世界里，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诗人黄灿然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环境下让自己舒服起来。诚哉斯言！摇着尾巴做人已经是今天的圣经。

      一切好像是命里注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变的傅山，在饱尝了亡国之恨、遗民之辱的历史折磨后，又经历了个人命运的一连串的打击：他二十六岁丧妻，自此孤身一人没有再婚。傅山的长兄傅庚早逝，留下四岁的孤儿傅仁，傅山代兄抚孤视如亲生骨肉，叔侄感情极深，可是傅仁却在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前一年，儿子傅眉五十七岁早逝，七十七岁风烛残年的傅山又经历了丧子之痛，肝肠寸断的老人悲绝难忍，作《哭子诗》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赋，哭诗，哭文，哭志，哭字，哭画，哀哀不已。

一六八五年初，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傅山在临终前写下了《辞世帖》：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

      这是傅山先生的绝笔。

      一个旷世的天才，一个狂放不羁的书法家，一个独具慧眼的渊博学者，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一个满怀羞耻而又傲视天下的遗民，终于“真返自然”。一个终其一生在对笔墨之美的追求中颠沛流离的生命，终于可以回到永恒的安详和清静之中。

      “礼不我设”，“不讣不吊”，“一切俗事谢绝不行”。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闰六月十九日，出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一个书香世家的傅山，客居人世七十八载，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愿返归自然，把诗文和墨迹留在人间。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于草莽屋

      摄影之贱的破解  陈建中   

      在中国，摄影的贱并不是摄影这个媒体与生俱来的先天之贱，也不是摄影作为社会文化媒介在价值上的后天之贱。摄影的贱是被那些所谓的高艺术所歧视之贱，某种程度上也是众多摄影人自我的糟踏之贱。

      两年前在国内，受朋友之邀去拜访一个退休后投身于摄影的富有人士。老人家如数家珍般地捧出他的摄影器材和出自这些器材的“作品”，使我眼睛瞪圆的是那些几乎全新的名贵器材，而所有的“作品”只是像烟云般从眼前划过，除了技术上的完美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眼睛多留一秒的了。眼见其器材之精锐几乎已无可留的升级空间，于是我建议他是否考虑可以购买一些佳作收藏和鉴赏。他的回答既出我意料之外，但又在预想之中，“我准备收藏那些摄友送我的照片，说不定哪天摄友成名了，我的东西也就有价值了。”

     也是两年前，我们这里的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分为两个部份的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所有作品都来自于临近一个小城的一个房地产商人。第一部分是他收藏的世界摄影史上的精品原作（可惜没有一张是来自于东方的），第二部分是他自己有生以来拍摄的佳作选。这个展览的目的是感谢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全数捐献给博物馆（不收任何哪怕是象征性的感谢费的），同时也是表彰他毕生对摄影作为艺术的敬仰和追求。 他的所有展出作品都由博物馆摄影部的主任严格挑选，其拍摄和制作的精美完全反映出他受自己所收藏作品的影响和启示。

      我认识一个做医生的纪实摄影家，他把自己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见识和对那些在危险和无健康保障条件下的劳工们的关注融入进了他的摄影主题，拍摄和出版了几本有关劳工和童工现状的纪实画册。他对纪实摄影的热衷和对社会现状的关怀不仅体现在自己的摄影项目上，同时他也关注和购买一些其他摄影师相类似题材的作品。他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介绍周海拍摄炼钢工人的专题，他便从周海手上购买了一批炼钢工人专题的照片，然后把这批照片悉数捐给了艺术博物馆。

      中国的摄影人和摄影家们无非是两类，一类是穷玩，一类是奢耗。无论是前一类还是后一种，对于摄影除了娱己和娱他之外都无太大的追求。除了对摄影技术和器材的精益求精和吹毛求疵外，对于摄影作为一种社会的话语方式并不关心太多。中国有一个最流行的摄影网站上充斥最多的就是对器材技术的价值鼓吹和炫耀，似乎摄影俨然就是相机的别称。

      中国的摄影除了中国自己来关心和推介之外，世界上没有谁还会在意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摄影是一个像语言一样有着很强地域文化特质的交流媒介，对于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外延缺乏认知是无法评价其价值所在的。

       摄影无论作为高的艺术还是低的流行文化，最主要的是需要对它的关注。除了在文化价值上的质化评判之外，摄影需要的还有价值上的量化支持。摄影的价值是一种精神的价值，是一种在现代生活中与物质价值相对等的平衡砝码。

      今年美国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是的，我们能够！”谁能决定中国摄影的价值？关爱中国摄影的每个人，是的，我们能够！

      后续：二月中，我的《摄影之贱的破解》经一个朋友的手流到了网上，一时间争论四起，赞声骂声在本就是以“白领”为主打的各大摄影网站混成一片。幸亏当时手伤后服用的止痛药正在发挥功效，否则我脆弱的神经一定忍受不了这样的论战一个礼拜。

      众多的争论无非也就是像那些一贯的“尼”“佳”之争，那些“头”前“头”后的观点一样，结论往往就是，别把摄影弄得那么严肃和认真，我们“玩”的就是那份高兴和自在，间或也提高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可能的话还有益了身心的健康，增加了相互的友谊。

      说实在的，摄影打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沦为了中产阶级的娱乐工具和手段，成为中产阶级取悦于他人同时也自娱自乐的媒介。前不久在一本摄影史的书上看到这样一幅描绘19世纪法国摄影的招贴画。一个寒冷的冬天，三个穿戴齐整、打扮入流的摄影师，各持不同的摄影器材在冰雪满地的大桥上拍摄一个衣衫简陋的拾煤少年，摄影师背后坐着车夫的马车与拾煤少年的独自行走，把当时的摄影时尚描绘得惟妙惟肖。

       我不敢说这就是摄影“扫街”的初始，但我敢肯定当年招贴画的作者已经意识到了摄影作为一种新兴小布尔乔亚（也就类似于今天“白领”）的身份炫耀和自我陶醉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摄影本身的艺术文化价值。新的技术及与之相生成的消费产品和消费者，正在形成自己的一种“审美”文化，一种以技术和品牌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大众美学”。今天，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摄影领域也快速孕育了“小白”一族，“无敌兔”的豢养群，某地的“莱卡”帮和车友摄影组合，于是就有了带着模特进山村，扫街寻拍“人文”片，扯着汉语的嗓子高唱着“回到拉萨”的“抒情风光”；于是就有了开着车到油菜田，拍完油菜再“腐败”的周末。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在的摄影群体中绝大部分就是那些辛苦工作并时刻惦念着养房养车的“白领”们。摄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在痛苦中寻求快乐的药引子，也是一种在群体性的“摄影”活动中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标贴。于这样的群体，摄影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玩物，而无所谓公共意识的认同，如果有公共意识的认同，那也只是对自我在经济价值上的阶层认同。前辈刘同慎在1934年《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对于中国摄影的状况和心态就曾质问过：“摄影这种子，在中国发芽以来已有几十年了。试问在这不能说是很短的时间里，对于摄影坛上所贡献的是甚么？唉！还不过是墨守成法，充然自足，其间最上的，无非是偷窃似的模仿而已。就是一辈被称为第一流的先生们，很多是能拍照的，而很少是能明了摄影的。”

      笃信“修身养性”的摄影家们，在“扫街”、拍油菜花和车模、裸模的同时，能否也把摄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媒介作一点深层的思考？虽然这不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但应该是一种“白领”的公民意识。当然你爱怎么玩还是怎么玩，“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生存的理由，一种小布尔乔亚的自我麻醉。只不过这样的玩最好还是叫“拍照”，还摄影一个清静。

      六尊有壶，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方者腹圆，圆者腹方，范金琢玉，弥甚其侈。独阳羡以陶为之，有虞之遗意也。然粗而不精与窳等。余从祖拳石公（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谓供春壶是也。嗣是，时子大彬师之，曲尽厥妙，数十年中，仲美仲芳之伦，用卿君用之属，接踵骋伎，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颇夥，乃以甲乙兵燹，尽归瓦砾，精者不坚，良足叹也。有客过阳羡，询壶之所自来因，溯其源流，状其体制，胪其名目，并使后之为之者考而师之。是为赋。

 KEKE 说:我决定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啦
 KEKE 说:因为你们实在太有缘
 KEKE 说:我都看不下眼了
冬至 说:……
 KEKE 说:她的网名叫白衣飘飘
 KEKE 说:拿手菜是宫保鸡丁
 KEKE 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冬至 说:靠
 KEKE 说:也不用特别感谢我，呵呵，应该的应该的
冬至 说:……

      对大学的回忆总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白衣飘飘的，比如说心仪的姑娘，共同渡过4年岁月过命的兄弟，那些悲喜混杂、没心没肺的日子；另一个就是在那个没钱却胃口好的不行的年月里的吃食儿，小餐厅的宫保鸡丁，宿舍楼小卖铺的绿豆饼、卤鸡蛋，期末弹尽粮绝的方便面、大白菜帮子……

      今儿又回到贸大的校园瞎溜达，两个贸大的往届生在网上说着说着就想起小餐厅的宫保鸡丁了，于是两人二话不说就直奔贸大了。小餐厅热闹依旧，人满为患，不多说，宫保鸡丁上着，清炒菜花来着，再点个硬菜吧——“鲶鱼烧茄子”！唉，现在孩子就是比我们那茬子幸福了，菜单上都有硬菜了，当年能点个鱼香肉丝就觉的是讲究了，蚂蚁上树经常就当肉菜吃了呢。两人吃着，聊着，笑着，感慨着这茬子孩子的生猛，不知不觉鸡丁和菜花消灭了，硬菜却没动，这胃口还真是很懂回来是为了吃啥来着。

      吃饱喝足，就开始在这个袖珍却承载我们太多记忆的校园里溜达。

     最新的图书馆是毕业后学校才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建的，相当的现代化，学生进入全凭电子E卡，我们这样的校外人员只能靠着保安的关照才得以进去参观，不过似乎每个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毕业生都有这种很温馨的关怀。整个图书馆的图书都实现了电子借阅管理，1到5层都是整齐的书架搭配旁边干净舒适的书桌，座位充足，几乎可以每人一桌了，无线网络全覆盖，2层的边角还有沙发对坐的阅览区，像极了咖啡厅的布置。看着如此现代化、人性化的布置，我们真是嫉妒、羡慕、恨啊，当年可是需要占座才能在老旧的图书馆混个位置的啊。不过回头想，自己占了座位似乎也是去打瞌睡居多，这点优良传统现在的学生也良好的继承了，呵呵。          

      出了图书馆，看看海报栏，还是老样子，不是考研班，就是小广告；食堂门口的麻辣烫、铁板烧红火依然；小情侣们背着书包，拎着水壶，拉着手，还是老路子，MM：“你占座儿来你打水，你背包儿来你打饭”；陈校长为了彰显和谐校园理念而养的山羊茁壮成长着，带的路过的学生学羊叫都真假难辨了，相当和谐；草地上还是热闹，聚餐的，谈理想谈人生的，一对儿挥着花布迎风起舞的，一群自己设计服装相互交流的……年轻的气息浓郁的可以迎面将你扑到。

     每次回到学校，内心总是伴随着强烈冲突，在那个曾经的一草一木都依稀熟悉，一颦一笑却已天南海北各飘流的地方，时间空间上的错觉给人一种难以言明的境况，不知道是在回忆曾经那些美好的岁月，还是因眼前那张张鲜活、青春的笑脸而唏嘘，或者是被校园空气里弥漫的无拘无束，活的没心没肺的气息感染，总之，那个环境里，我身心舒畅着，灵魂飘在不远处端碗米饭就着白衣飘飘的宫保鸡丁，看着这一切，笑着！

      弘一法师绝笔，不知落笔时是何心境……

      朋友说:我总觉得，悲字写的着力，欣字写的却发飘，可见弘一一生之中还是悲多一些，我看弘一后来的讲法也确实没看到多少欣在其中，持戒自律的成分多过禅意……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张，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 （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已经到来！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 《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19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它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它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要仅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基于上述观点，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刺激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第三，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上的，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of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of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创业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倒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老百姓。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老百姓持有资本收入，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所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公，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它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全OEM的企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我们也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它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几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读书》2009.5 《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比上面这个讲的更好，可惜网上找不到

      少年的时候，很爱泰戈尔的诗，那种精简与朴素，带着一些清澈的节奏，至今难忘。还吟得出《飞鸟集》的辞句：

       我今晨坐在窗前，“世界”仿如路人，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就是如此，词句简单至极，意境却说不出的阔大。人是一极，而世界是另一端。见于方寸之间，随即擦肩而过。

       成年后，也读诗，这时的诗歌已渐渐成为多元与纷扰的意象，有许多的精彩，让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也会迷失其中。有时候也在想，是不是少年时候对语言的敏感，也随时间磨砺而薄弱。这多少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直到，读到诗人李少君的一首作品：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这首叫做《抒怀》的诗，清新有如白描，无一丝雕琢的痕迹，却在不经意间将人打动。吟咏之余，也思忖这种力量的来源。尘世喧嚣中，人生起落自不待言。要保持独立人格，以理想为界碑，又谈何容易。当下纷扰，一幅家常的小景，触手可及。陶渊明采菊东篱，是避世的一隅。李少君的景致，却是入世的，周遭是人声，却也荡涤成旋律。莫奈在他的吉维尼（Ｇｉｖｅｒｎｙ）花园里画尽了莲花，朝午四时，各不相同，细微处皆是情语。是小作品汇聚成了大手笔。《抒怀》亦是温暖确实的念想，因为最动人处，是人之常情。

      白鹭站在牛背上
     牛站在水田里
     水田横卧在四面草坡中
     草坡的背后
     是簇拥的杂草，低低的蓝天 
     和远处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

       这首《春》便仿佛是李可染的画意。再恬淡不过的乡间渲染，远山近水，都是着了淡淡墨色的。只给你一个写意的轮廓，这轮廓间环环相扣，是天道的循环，也是自然的携手。意境便越来越广阔。中国画讲究留白，以是“虚”代“实” ，空泛里是无限的大。西洋画讲透视，讲究的是由此及彼的立体感。如是观，《春》的意境便是中西结合。看到的是实在的自然链接，却又留有疏阔的想象空间，这空间的尽头，便是心之安处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诗人之心安在？冲淡之外，亦有表白。这首《可能性》，便是吾国彼邦的两个默然相对的剪影——

      在香榭里大街的长椅上我曾经想过
     我一直等下去
     会不会等来我的爱人

     如今，在故乡的一棵树下我还在想
     也许在树下等来爱人的
     可能性要大一些

      等待是厮守的前奏。或是焦灼，或是宿命。诗人等待的是爱人，也是己心。扎伊尔德（Ｅｄｗａｒｄ Ｗ．Ｓａｉｄ）的回忆录，题名为Ｏ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内地译为《格格不入》，是萨氏数十年来以外来者身份自处于美国主流学术文化界的姿态。而台译本为《乡关何处》，却是另一份关于人生的境界。萨氏自言，“我在书中回忆的人与地方，有许多已不复存在。”这是追悔，已是遗憾。时间，地点，与人。这亦是李少君诗中的“可能性”。诗人以最直观的比对，将两幅图景拼接。默然无语的画面，之下却是暗潮涌动。异乡与故乡，作为意象，常见于李少君诗中，《异乡人》、《在纽约》、《探亲记》，念兹在兹。“离散”（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是关于游子永远的主题，无法逃脱，令人权衡无尽。“老树” 是乡关的象征。 “大一点”的“可能性”， 于诗人而言，大约便是心之归处。

      李少君是一位心气平和的诗者，这赋予他的诗歌一种正统而端丽的气质。在浮躁的当下，这种气质塑就了诗人作为古典价值观薪传者的身影。在他温润如玉的诗句中，我们可以读到“修齐治平”， “ 我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看见山，看见天，看见海／看见绿，看见白，看见蓝／全在一个大境界里”（《南山吟》），亦因之感受到“内圣外王” 的人生格局。

      当我君临这个海湾
     我感到：我是王
     我独自拥有这片海湾
     它隐身于狭长的凹角
     三面群山，一面是一泓海水
        ——浩淼无垠，通向天际

     众鸟在海面翱翔
     众树在山头舞蹈
     风如彩旗舒卷，不时招展飞扬
     草亦有声，如欢呼喝彩
     海浪一波一波涌来，似交响乐奏响
     星光璀璨，整个天空为我秘密加冕
     我感到：整个大海将成为我的广阔舞台
     壮丽恢宏的人生大戏即将上演——
     为我徐徐拉开其绚丽如日出的一幕

     而此时，周围已经清场
     所有的灯光也已调暗
     等待帷幕被掀起的刹那
     世界被隔在了后面
     世界在我的后面，如静默无声的观

      这首诗，叫做《夜晚，一个人的海湾》。李少君诗歌恬淡的内里，有一种“王气”，甚或可称之为“霸气”。 “君临” 这个词，是骄傲的，代表了“驾驭”“放眼” 与“独尊”。 以“君临” 的气势观赏到的，是一场嘉年华般的海湾图景。喧腾，热烈，阔大， “彩旗舒卷”， “欢呼喝彩”， “交响乐奏响”， “星光璀璨”。 声色俱丽，皆为一人。是人生高潮前的积聚与暗涌，蓄势待发。然而，诗人笔锋一转，绚烂归于暗然。场景倏然安静。这其间的落差，说的是“人生如戏”，再过繁盛，只不过是被“世界” 观赏的所在。只是“人”作为主角，被厚重的帷幕障了眼。“世界”是冷漠的，他是泰戈尔笔下的“路人” ，亦是李少君诗中的“观众”。 你的精彩纷呈，于它，不过是一瞬间的风景，稍纵即逝。但这风景中的人与事，却并不自知，欣然或者惶然地继续走下去，演下去。

     同样，在《暴风雪之夜》中，这种戏剧感以一种更为浓重与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一夜，暴风雪像狼一样在林子里逡巡
    呼啸声到处肆虐
    树木纷纷倒下，无声无息
    像一部默片上演
    我们铺开白餐巾，正襟危坐
    在厨房里不慌不忙地吃晚餐
    而神在空中窥视

    只有孩子，跑到窗户边去谛听

     柯罗的风景画，对自然最真实也是最残酷的模拟，因为太真，触目惊心。李少君将这份感觉放大于诗句。“呼啸声到处肆虐／树木纷纷倒下，无声无息／像一部默片上演”。安静，庞然，却惊心动魄。在这背景之中，“人” “铺开白餐巾，正襟危坐”保留着高贵的矜持与自制。而同样，一个如同“世界”的角色“神” 在“空中窥视” 。再次将人的淡定转化为了表演。“人” 作为“ 心” 的王者，在诗人笔下仿佛“反崇高” 的对象。而只有“孩子”在这安静的场景里，是一个不安分且不和谐的音符，他以“跑” 的姿态去窗边“谛听” ，这份好奇，却是诗人所欣赏的唯一真实。

     这就是李少君的诗，在我们为世界所观赏与玩味的时候，他静默地看着这些，以一个尘世的“谛听者”与“过客”的身份。他的诗，将他的所见质朴地呈现给我们。犹如徐徐展开的画卷，如此的明晰与冷静。

     他，是真正清醒的。